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跳向世界的乡村少年

发表于 2019-11-30 20:50:57

灯光暗了下来,12个少年踩着荧光鞋,快速甩动荧光绳,划出一道道七彩圆弧。

单摇、交叉跳、花样跳,动作不断变换。53秒后,音乐止,灯光亮。舞台上,是12张还喘着气的青涩面孔。

七星小学和花东中学跳绳队员亮相央视《中秋大会》节目,带来跳绳秀表演。本文图片 澎湃新闻记者 朱莹(特别署名除外)

央视《中秋大会》上,主持人尼格买提形容他们,“各个都是了不起的孩子”。7月的挪威跳绳世界杯赛上,他们以85金、破7项赛会纪录惊艳赛场,登上新闻热搜。

17岁的岑小林,平均一秒跳7.5次,被称为“光速少年”、“全世界跳得最快的孩子”。赛场上,他一次次刷新世界纪录,人生之路,却走得比同龄人慢——15岁小学毕业,今年刚升初三。原本,他会像老家年轻人那样,早早出去打工、成家,跳绳让他有了更多选择。

在广州七星小学跳绳队,像岑小林一样的世界冠军有20多位,大多是本地农村孩子,或贵州、广西、湖南等地外来打工人员子女。

数千次挥汗如雨的训练后,他们乘上头顶的飞机,出国比赛、表演,看外面的世界。有人中途告别,回了老家;有人当上跳绳教练;有人还在坚持,梦想成为体育老师。很难说他们的命运是否因此改变,但确是这群大部分从山里走出的留守儿童,重新定义了中国速度。

由七星小学和花东中学学生组成的花都跳绳队,在挪威跳绳世界杯赛中取得佳绩。受访者 供图

夺冠之后

在挪威比赛中,岑小林拿了12块金牌1块铜牌,3分钟单摇跳了1141次,打破了由他创下的世界纪录——十几天后,这个数字被他提升到1152次。

他的比赛视频在网上疯传,快到网友以为没拿绳子、装了马达。

回国后,迎接他的,是鲜花、欢呼,纷至沓来的采访、表演邀请,以及电影、纪录片拍摄。

岑小林

这些他并不陌生。2014年第一次获得全国跳绳冠军后,他就成为媒体关注焦点。前两年,他还受邀参加了《吉尼斯中国之夜》,刷新30秒单摇吉尼斯世界纪录;参加央视《挑战不可能》节目,连赢澳大利亚和日本跳绳世界冠军,从王力宏手中接过挑战成功的奖牌。

他的粉丝,几岁到三四十岁的都有,会特意去看他比赛,围着他要签名合影。

在广州市花东镇,岑小林父亲经常被认出:“你是小林爸爸吗?”在贵州安顺老家,县政府曾邀请他去表演,还包下3辆车,请他的亲友、村民100多人去捧场。

岑小林很少提这些荣光。他更喜欢骑着三四百块钱买来的二手赛车,和队友们飞驰在乡间小道上,穿过绿树、田野、花棚,往返于家与学校之间。那是学习、训练之余,少年们最惬意的时光。

训练没有中断。上课时,训练从早上6点半到8点,下午4点到6点;放假时,练半天或者一整天。

这个暑假,每天早上八点半,岑小林和队友从七星小学四周涌来,开始训练。

暑假的七星小学训练室。

器材室里,悬挂着数百根绳子,他们熟练地挑出适合自己的那根,然后,在写满激励标语的训练室里,一组接一组地测表,在走廊军绿色的海绵垫上,练习各种花样动作。

这些时刻,汗水会像清晨的露珠,顷刻间爬满全身,脚步像疯狂的雨水,啪啪砸向地面。

岑小林(蓝色衣服)和队员们在练习花样动作。

岑小林喜欢和队友们交流花样动作。几个人站成一排,在音乐声中,像变魔法一样玩绳子。偶尔,话题跑偏到前一晚组队玩的游戏。无数个父母早出晚归的日子里,队友是他最亲密的陪伴。

训练到中午时结束。岑小林会用面条、泡面或是剩饭快速解决午餐。很小,他就学会做饭、干家务,煮好晚饭等父母回来吃。

下午,一有时间就钻进花棚帮父母插绿萝。这个暑假,哥哥姐姐从老家过来打工,三姐弟一块插了十多天。

七星小学周边有大片的田地,不少外地人来此种菜。几年前,菜棚变成花棚,很多跳绳队员的父母辗转各个花棚间插绿萝。

52片的小盆绿萝,插一盆1块钱。插5000片,能挣一百。从早上五六点干到晚上七八点,也只能挣150块左右。一天下来,全身酸痛。

这份工作只4月到10月有活干,其他时间,只能打点零工,挣不到什么钱。

岑小林一家5口,每月花销至少6000元。父母拼了命地干,舍不得歇一天,有时也得找亲戚借钱。他们一直想去别的地方打工。

前几年,岑小林堂姐独自带着弟弟留守广州,父母去了外地。队员张茂雪的父母回贵州老家养殖,她和弟弟妹妹独自生活,自己买菜、做饭。有一次妹妹倒开水时烫伤了脚,他们不知道怎么办。手机没话费了,没告诉父母,最后还是校长送她到医院做了植皮手术。后来,父母养殖失败,又回到广州。

迁徙本是他们的生活常态,跳绳让他们留了下来。

留守儿童

今年7月,岑小林家搬到了七星小学后面,方便他回校训练。这是来广州后第3次搬家。有的跳绳队员,搬了上十次家。

岑小林家租房。

房东听说住进来的是世界冠军,特意少收了50块钱的房租,450元一个月——这是他们住过最贵的了。家里空荡荡的,一切以极简的方式呈现:衣服堆桌上;锅、砧板一放,就是做饭的地方。

9岁来广州前,岑小林在贵州老家生活,由爷爷奶奶带大。办出生登记时,老人只记得他小名小林,就报了上去。

父母在他几个月大的时候就去广东惠州种菜,三四年回一次家。家里没电话,信号也不好,只能偶尔收到父亲的信。

放牛、放羊、捡柴、喂猪,是童年常做的事。上学要爬一两个小时的山路,同学几乎都是留守儿童,没人管,不爱学,有的老师普通话都不会。

读三年级时,有一次父亲回来了,检查他和哥哥姐姐的作业,一看,写字跟蚯蚓似的,考试只有十几分。他边看边哭,决心要把孩子带身边上学,“不能让他们再跟自己一样。”

2011年,三姐弟跟着父亲,一人背个包,走一个半小时山路到镇上,再坐大巴到县城,一天一夜的火车后,到了北京。父母种菜,他们就帮忙摘菜。

菜棚老板带他们去附近小学面试。题目太难了,他们不会。校长说,三个孩子都得从一年级读起。

父亲一下就哭了,“小林哥哥姐姐都那么大了。”在广州种菜的姑姑说广州的学校可以上,一家人便南下,小林和哥哥姐姐进了七星小学,全都降三级,分别读一、三、五年级。

跳绳队里,许多队员跟岑小林一样曾是留守儿童。

孔荧莹也是9岁被父亲接到广州的。这之前,她和弟弟住在广东肇庆的山里,整日帮爷爷插秧、割水稻,晒得黑黑的。

陈菲(化名)来广州时10岁了。她老家在贵州遵义,有6个亲生姐妹,家里养不了,她被养母抱养,跟着外婆长大。养母结过三次婚,如今两人相依为命。小时候,经常有人说她是捡来的,被别的孩子打骂是常事。

陈菲(黄色衣服)和队友张茂雪在家里做饭。菜不够,她们就拿出各自家里的菜一起做。

内向、不爱说话,是这些外来孩子面对陌生环境的本能反应。陌生人来学校,他们会远远地跑开;课堂上,不敢举手回答问题。

岑小林第一次去七星小学时,操场上长着野草,只有一栋旧教学楼,但他感觉比老家的学校好。他成绩是班上倒数,不敢跟人交流。

孔荧莹看到陌生人跟她说话,就想哭,也不敢跟身边的人说话,“我就好怕别人嘲笑我。”

变化,发生在跳绳之后。

“越来越想跳”

岑小林觉得,体育老师赖宣治是除父母外,对自己影响最大的人。

赖宣治比他早一年到七星小学,是学校首个体育专业大学生。刚来时,学校学生不足200人,成绩镇里垫底,体育是语文、数学老师教,办学经费也少得可怜。他尝试教篮球、羽毛球、足球,组建田径队,由于学校修建新教学楼、活动空间就一小操场,状况迭出。

当时,花都区教育局正推广跳绳项目。这个方便又省钱的项目,很快吸引了他。

2012年11月,他给学生每人发根绳,看谁跳得好,就拉进跳绳队。

有的玩两分钟就不玩了,岑小林跳了十几分钟,和姐姐、堂哥、堂姐一同被选上。

刚开始,很多人觉得新奇,拿着绳子不放手,上课铃响了,用绳子跳回教室。一两天后,就有人喊累退出。很多本地生家长找来,说影响学习,不练了。

50多人很快只剩十来个,全是外地生——他们的父母忙着打工,没时间管。

岑小林刚开始不会跳,姐姐就教他基本动作。跳了一两个星期后,他觉得枯燥、累,每天还要早起,有些不想跳了。但看到别人还在坚持,“自己放弃,觉得不好意思”。

一个月后,每天练完,他和姐姐回家后累得不想冲凉、做作业,只想往床上躺。父亲有些反对,让他去跟老师说不跳了。他没敢说,想再试试。

张茂雪那时也想退出,怕被骂。身高近1米9的赖宣治看上去有些凶,很多人怕他。有队员抱怨“好累啊”,他说:“正常,谁不累?”鼓励他们坚持。

跳绳包括速度跳绳和花样跳绳两大类。速度跳绳求快,花样跳绳融舞蹈、体操、音乐为一体,具有很强的观赏性。赖宣治给队员们看国外选手的花样跳绳视频,一下就吸引了他们。

“没想到跳绳还可以这样玩,就觉得很厉害。”岑小林喜欢和队友切磋交流,学到新动作会很开心。

孔荧莹觉得跳绳跟画画一样,编动作可以发挥想象力。14岁的她,跳了5年,拿了48枚奖牌。加入跳绳队,曾是她的梦想。

孔荧莹

一年级刚开学没多久,有一次放学后东西落教室了,她回去拿,正好看到队员们在跳绳,又快又齐,她感觉“像被魔法吸引了一样”。后来,看到跳绳队员比赛获奖后,全校学生为他们鼓掌,她心想:我也想要这样子。

听说会跳双摇才能进,她找朋友练了上百遍,一年后如愿被选上,“那时候特别兴奋,好像可以飞上天了。”

第一个月,她每天第一个到校,怕去晚了,老师不让她跳。跳五六个月后,她成绩从班上前几名降到十几名。父亲去找赖宣治,让她退出。赖宣治说:她马上要比赛了,不能退出。

全家人都反对她跳绳,泼她冷水。她说“我必须要跳”,然后开始哭。直到四年级时,家人看她比赛表现很好,跳得也开心,便没再反对。

孔荧莹的花样跳绳是张茂雪教的。赖宣治会特意让一些内向的老队员去教新队员,锻炼他们的交流能力。

赖宣治自己不会跳绳,区体育老师跳绳测试测了三次才及格。为了教学生,他一头扎进跳绳视频中,慢慢琢磨出:弓腰、脚掌三分之一跳、膝盖和手前倾,最快最稳;用摩托车刹车线做绳子最合适,原来30秒跳60个的,一下子可以跳到80多个。

高难度的花样动作,他用断掉的绳子演示,学生们一看就会。他还每天调整训练时间和形式,让他们自己选择对手pk。

训练一年后,七星小学跳绳队开始参赛,第一次便拿下花东镇中小学生跳绳比赛80%的金牌,2014年安徽全国跳绳联赛中,获36枚金牌、团体总分第一。

2016年瑞典世锦赛中,他们首夺世界跳绳团体冠军。升国旗时,教练、队员们边唱国歌边哭。外国选手竖起大拇指,冲他们喊“china,very good!(中国,真棒!)”。

全国跳绳运动推广中心在2012年成立。中心常务副秘书长陈阳辉介绍,近年来,公众对跳绳的关注度越来越高,全国性比赛由一两场增加到十几场,上千人参加,千余所学校开展了跳绳运动。当前,中国队员在速度类项目上国际领先,花样类项目进步很快,但跟国际水平还有差距。

“身体到极限了,也继续跳”

岑小林是速度跳绳领域的“王者”,很多人以他为目标,想超越他。

他的跳绳征途并不平坦。早前花都区跳绳比赛中,双摇交叉跳绳临时改变进绳方向,其他队员一下会了,就他不会,被淘汰了。

崭露头角是在安徽全国跳绳联赛,他拿了五六块金牌。赖宣治夸他,“这次你表现最好,以后要对你加强训练。”他特别开心,“就越来越想跳”。

2015年马来西亚亚锦赛上,他第一次获冠军。颁奖时,他只能听懂英文念自己的名字。回酒店后,老师告诉他破世界纪录了,他兴奋又自豪。

岑小林在跳绳。

一次次突破后,他对自己越来越有信心。到现在,只要不失误,成绩基本都差不多。秘诀就是天天练,“一天不练速度就会降下来”。

岑小林父亲至今不太敢看儿子比赛,“太辛苦了,看了眼泪忍不住。”后来见他坚持下来了,就鼓励他:做什么都要认真,跳就要跳出名堂来。

在他们夺冠后,体校的人来学校选拔过人才,结果一个都没被看上。赖宣治说,这就是一群普普通通的孩子,没有超人的天赋,但是后天很努力。

训练时,他会在一旁发出“赖氏狮吼”,大喊“加油加油”。临近比赛前,每天魔鬼训练,测表达到目标才能休息。经常是“身体到极限了,也继续跳”。

最累的时候,他一整天都在跳,衣服湿透、换了两三件,钢丝绳跳断了。有的累得站不起身,有的吐了,还有的脚底发炎、脱皮,走不了路。

有队员空翻时骨折。孔荧莹也摔过,腰受伤,痛了两个星期,医生嘱咐不要剧烈运动,她还是照常训练。

跳绳队员午休。

训练之余,赖宣治经常和队员们开玩笑、一起玩游戏。孩子们叫他“老赖”“阿赖”,因为他总是说完“练最后一组”后,耍赖“再练一组”。

高高壮壮的他空翻翻不动,队员们一阵哄笑。但在他生日时,会偷偷凑钱给他买蛋糕和衣服。

队员们表现好,他会请他们吃东西。校门口的小卖部里,一群孩子经常涌进去,挑好东西后冲柜台喊“阿赖的”,赖宣治再来结账。

他发现,孩子们更喜欢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取奖品。哪怕只是衣服、鞋子,也会积极去争取。

七星小学校长张有连记得,孩子们第一次比赛拿金牌了,她问想要什么奖励,他们争着说“我们要你奖个汉堡包!”她给每人买了份28块的汉堡套餐,很多孩子第一次吃,像中奖一样开心。再后来,她会请孩子们到学校附近的农庄吃顿好的。

外面的世界

岑小林至今没去过广州塔,只在附近表演时,远远看了一眼。人生唯一一次旅游,是去年暑假和3个同学去惠州看海。他比赛去过好几次北京,但天安门都没见过,最想去爬长城,“等长大以后吧。”

花都以外的地方,平时很少去,因为要花钱。

七星小学距离广州白云机场十几公里,平均每分钟,就有一架飞机从头顶飞过。坐飞机,是很多孩子的梦想。

赖宣治问过孩子们跳绳的目标是什么,有的说,“老师,我就希望能坐一次飞机”,有的说,“想跟你一样成为一名老师”。

“他们也想飞,也想有机会坐飞机,去世界各地看看,也想为国争光。”赖宣治说,比赛、参加节目需要选拔,经常有孩子跑到他面前说“我想去”“我不想被淘汰”;没被选上的,会跑到外面哭。

在飞机轰鸣声中长大的他们,因为跳绳,成了家里第一个坐飞机、出国的人。

岑小林第一次坐飞机时,觉得“恐怖”,张茂雪却“感觉好幸福”。下机后,队员们有的流鼻血,有的呕吐。

孔荧莹前一晚兴奋得睡不着,“心里一直在想坐飞机是什么样子的,那个白云似的棉花糖是不是可以直接吃……”凌晨三四点,她就爬起来收拾行李,五点叫醒父亲送她去学校。

她记得第一次带金牌回家时,全家围观,父亲笑嘻嘻地说:“我们都没见过金牌呢”。这次去挪威比赛,家人觉得“好威风”,“谁知道跳绳会跳到外国?”

出发前,她梦到自己在悬崖边比赛;回来后,又梦到拿了全部奖牌。她记得,“挪威的房子一排一排的,特别整齐,还有羊、牧场,酸奶好好喝,汉堡碗这么大……国外真漂亮啊!”看到外国教练很厉害,“也想成为像他们一样厉害的人。”

很多队员难忘2015年在迪拜比赛后去沙漠的经历。越野车在沙上奔驰,少年们像脱缰的野马一样,开心得大叫,“沙子好细啊!”“感觉要翻车一样!”那次,他们还坐骆驼、坐船,看外国人跳舞,看魔术表演。

回来时,赖宣治在迪拜机场花88元买了杯咖啡,因为不懂英文,店员加了冰淇淋。孩子们笑他。张有连趁机教育他们:学好英语才能走向世界。回学校后,他们抱着单词背。

出国后,张茂雪觉得视野开阔了,“感觉世界真的好美好啊!”

尽管大多数时间,一下机就得去备赛。赛后交流会上,经常有外国选手拿着绳子过来交流,他们也会暗中学习别人的花样动作,偶尔加入混战。

岑小林和队友在挪威比赛时的合照。受访者 供图

出国比赛费用不菲。岑小林和姐姐第一次出国比赛时,父亲带他们回老家办护照,光车费就花了3000多。这次去挪威,回老家办亲属关系证明书,从家到县城,来来回回跑了好几趟,回去5天花了4000多,都得自己掏,父亲一个月也挣不到这么多。

然而,跳绳比赛没有奖金。家长们颇有微词,“最起码应该鼓励小孩,三百五百的,但是这个都没有。”

唯一一次,是校长拉到5万的赞助,每拿一块金牌奖1000。张有连解释,参赛经费都是教育局拨款、企业家赞助。这次去挪威,平均一人3.3万花费,教育局拨了50万,不够的学校自筹。

“像上学一样天天去练”

是怎么坚持下来的呢?

跳绳队里,几乎每个人,都曾累到想退出。一开始,是对赖宣治的惧怕、相互鼓励,再后来,跳绳的乐趣、友谊、被认可,让他们习惯了“像上学一样天天去练”,“跳绳成了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”。

队员罗键邦觉得,和大家一起训练时很开心,看到其他人在努力,自己也会“跟紧他的脚步”。谁受伤了大家都会去看望;成绩落下了,会帮忙补;犯错了一起承担。

钟炜峰曾躲在草丛里偷看队员跳绳,大姐二姐都曾是跳绳队员。他觉得跳绳能出去玩,接触到平时接触不到的东西。

10岁的钟炜峰是跳绳队里最小的世界冠军。

还有的队员以前经常作业没完成、被留堂,跳绳后,刻苦练习,成绩也变好了,因为他想“出国、代表国家参赛”。

2014年安徽比赛中,张茂雪获得了10块金牌。她跑到赖宣治面前,将金牌挂他脖子上,说“老师我很开心”。

那一瞬,赖宣治很感动,想起了自己的经历——小时候父母在外工作,他住亲戚家,调皮、叛逆,被学校劝退,高中加入篮球队后,很多人为他鼓掌,让他找到自信,后来考入大学。

跳绳不再为了争金夺银,而是希望帮助孩子们找到自信。

不是没想过放弃。前几年,有队员家长当着其他家长的面骂他,训练孩子就为了拿金牌拿奖金。

他委屈又心酸,在教师宿舍坐了一夜,想着要不要解散队伍。“当时真的想放弃,你想想,五六年每天如一地做这件事,真的很累。你看现在学校就我一个人在这里,我也想去玩,也想陪陪我的孩子。”

第二天早上五点半,天微亮,透过窗户,他看到有队员到校了,拿着绳子跳。他故意没过去,等到七点半,队友都来了。没老师在,他们也认真地跳,汗水滴到地上,全身湿透了。

赖宣治说,自己被那个场景打动了,“很多人说,你们都拿世界冠军了,为什么还这么努力?要是不再努力的话,新招的孩子就没机会出国比赛了。”

更直观的变化是学校:教学质量上去了,一些科目的成绩排到全镇前列;学生人数涨到了460人,很多家长想让孩子进跳绳队;环境变好,办学经费、专业老师变多……“以绳育人”被写进办学理念,“跳向世界”的标语高悬于教学楼上,岑小林和其他冠军们的荣誉贴在最显眼的位置,成了新队员们的航标。

七星小学因跳绳而出名。

跳绳改变命运?

九月,岑小林升初三。他成绩班上中等,有时忙不过来,会吐槽,“一边学习一边训练还一边去外面表演,是神仙都会累吧,况且我又不是神仙!”也会给自己打气,“坚持就是胜利。”

在一个网络提问“你最想回到哪一天?”下,他写道,“香港比赛的最后一个晚上。”

那是2017年,他和姐姐、堂哥堂姐组队参加的最后一场比赛。赛后,他们全都退出了。

姐姐回到老家读书,现在读高二,回去后,她成绩降了,觉得考大学很难,她告诉弟弟“不要像我一样”。堂姐回老家读书没多久结婚生子,去外地打工;堂弟喜欢跳绳,走的时候带了一些绳子,但他再也没跳了。只有20岁的堂哥,初二没读完,进入赖宣治的跳绳俱乐部当教练。

那时,岑小林面临升初中,去花东中学读书,要交上万元的借读费、社保,家里拿不出这么多钱,想把他转回老家。老家镇中学也邀请他回去就读,3年补助10来万。

岑小林不愿回老家,想继续跳下去。父母为了他,留了下来。

他第一次意识到,跳绳或许可以改变命运。“如果不跳绳的话,我可能已经出去打工了。我不想出去打工。”

他户口本上的年龄比实际年龄大四岁,因为父母原本希望他早点出去工作。他老家很多孩子十几岁就出去打工、结婚。他16岁的妹妹,去年结婚了。

为了留下他,学校帮忙解决了社保和借读费问题。并且从那一年开始,花东中学成为七星小学对口中学,开始组建跳绳队,为跳绳队员免住宿费,还安排老师补课。

赖宣治很欣慰,“这条绳子把他们留了下来,给了他们留下来选择的权利,和改变命运的动力。”

但这条路能走多远?没人知道。

一个可喜的变化是,今年开始,花都区两所示范性高中首次将跳绳纳入体育特长生招生项目。通过跳绳特长招生、分数达490分,就能上区最好的中学秀全中学,普通外地生考入要686分、本地生要645分。

今年,花东中学4名跳绳队员通过了自主招生,只有罗键邦以511分考上,其他三人去了中职、中专。罗键邦中考成绩是班上第10名,也是唯一一名考上秀全中学的学生。他以前只想上个普通高中就行了。

赖宣治以此激励队员们,要全面发展。他希望队员们有机会上名校。

家长们担心,跳绳只是民间体育运动,现在还看不到出路,能考上秀全中学就继续跳,没考上可能去读专业学校。他们朴素的心愿不过是,孩子以后“找份工作轻松点,不要像我们一样死命干就行了”。

在陈阳辉看来,跳绳队员会有更多选择,目前国内外对跳绳教练的需求都很高。明年的全国学生运动会、世界中学生运动会都加入了跳绳运动;一些高校也在研究跳绳特长生招收政策。“我们也在把跳绳项目往奥运会方向推进,这会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。”

孔荧莹刚升入初一,她担心会被踢出跳绳队,“我决定了,初中这几年,一定要特别专心地练跳绳。我不能辜负父母对我的希望。”

七星小学跳绳队员在训练。

被问到以后的梦想,跳绳队员们给出了几乎一致的回答:当一名体育老师,回去教山里的孩子跳绳,让他们掌握多一项技能,也多一条出路。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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